认真对待权力与权利_重庆领雁图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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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查看大图	标　题：认真对待权力与权利
	类别一：法律法规
	类别二：普法类
	定　价：¥35.00
	作　者：刘昌松　著
	出版社：法律出版社
	出版时间：2014-07-01
	开　本：16开
	页　数：0

图书介绍

版次：1
页数：343
字数：318000
印刷时间：2014-7-1
开本：16开
纸张：胶版纸
印次：1
包装：平装

编辑推荐

　　★ 一本讲说法治“底线”的书！
　　★ 监督制约公权力，保障维护私权利……
　　本书收集了作者4年多时间为《新京报》撰写的近130篇法治时评文章。这些文章，都是对公众普遍关注的法治事件的及时专业解读，因而是一部最佳普法读物。
　　☆ 公权（权力）与私权（权利）是法学不能绕开的永恒主题。私权法无禁止的即为合法，公权法无授权的即为非法，这是现代法治的精髓，是现代宪政不可动摇的理念。昌松律师的这本评论集很好的体现了这一思想和理念。
　　——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
　　☆ 如果官员不知权力的边界，或者不想有边界，老百姓不知道自己的权利，也不知道如何伸张权利，对于建设一个法治国家来说，的确是个大麻烦。好在，某些媒体，媒体的记者，还能偶尔披露一点，让我们的律师，可以通过这些典型案例，借事说法，也借机普法，灌输一点权利意识。伸张自己的权利，让人讨厌的权力才会收敛。一旦有事，需要依法维权，看看刘律师的评论集，有用。
　　—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博士导师张鸣
　　☆ 我们眼见着社会的底线在滑落。坚守底线，也开始变得步履维艰。这是一本讲说法治“底线”的书，从字里行间透着的理性、正义、良知和学识中，映照出坚守底线所必须具备的品格。
　　——《新京报》评论部主编王爱军

内容推荐

　　本书收集了作者4年多时间为《新京报》撰写的近130篇法治时评文章。这些文章，都是对公众普遍关注的法治事件的及时专业解读，因而是一部特殊的适时普法教材。
　　作者多重身份的优势在文章中得到了体现——新闻评论员的身份，使其文章能够及时捕捉到事件的社会敏感性；兼职法学教授的身份，使其文章能够辩法析理，有一定的专业水准；执业律师的身份，使其文章能够经常将所评事件和其他案例事例以及自己的经历、经验结合起来，做到理论和实践较完美的结合。
　　“法眼看事件，公正写评论”是作者撰稿的座右铭；“监督制约公权力，保障维护私权利”，是贯穿每篇文章的精神线索。每篇小稿千字左右，文字优美，逻辑清晰，深入浅出，好读耐看，读后让人很受启发。
　　该书可作为一般公众的普法读物，大学法律系学生学习法治时评写作的参考读物，参加司法考试人员“小论文”的写作示例。

作者简介

　　刘昌松，男，19661年8月生，法学硕士，籍贯湖北荆州，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，多所大学兼职法学教授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。军医专业大学毕业后当了10年军医；其间自修却聿，获得法学自考本科学历，考取军队院校法学研究生。研究生毕业后在军事法院当法官7年2004年转业到北京做专职律师。
　　办理过各类案件数百件，其中包括担任“小悦悦”事件中被告人的二审辩护、全国行政强制法实施第一案的一、二审的代理、甘肃最大股权侵权纠纷案的二审代理、北京最大假证诈骗案中主犯之一的一、二审辩，护等重大影响案件。
　　律师工作之余，爱好法律写作，当过《中国律师》《解放军生活》杂志的特约撰稿人，参编教材、专著多部，先后在《法制日报》《新京报》等报刊发表法治时评文章数百篇。近5年来主要为《新京报》特约撰稿平均每年发稿量达孔余篇，有10多篇被用作该报社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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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辑社论及个案专评
一、作为社论的评论001.保障“证人出庭”不妨借鉴英国经验
002.保护儿童，应当设立虐童罪
003.温岭虐童案尚有疑问需解释
004.深圳车祸案不必急于“断言”
005.浙江“赵作海案”责任追究在哪里
006.谁来斩断自考作弊的“产业链”
007.防人情干扰是整治司法腐败的关键
008.截留善款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
009.隔离观察流感密切接触者有法可依
010.北京限制改装供暖的15号令该修改了
【说明】本书收录了笔者在《新京报》发表的128篇法治时评文章，另外收录了同是《新京报》发表的同笔者进行观点交锋的文章4篇和相关文章1篇作为对照；转载其他媒体相关文章3篇，我为相关话题所写的补评2篇，另为5个案例撰写了案情简介，故有143个序号。

二、个案专评贵州习水嫖幼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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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　　在汉民族语言里，“权利”与“权力”，两词的发音一样，还共用一个“权”字；但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中，两个词可能音形义完全不同，例如在英语中就是这样。
　　“权利”的英文拼写为right，该词作为形容词使用，还有“正确的、正义的”之意。right的名词义与形容词义之间的联系也隐约可见——“权利”含有一个人这样作为或那样作为都是“正确的、正义的”、“为法律所允许的”之意，即法律赋予公民行为自由的范围。权利的定义大致就是这样。它给人以温和、温馨、好处、向往的感觉，本质上是一种利益，合法的利益。
　　“权利”都是合法的，法律以白纸黑字确认了的利益才能叫权利，没有“非法的权利”一说。但是，实践中却有“合法的权利”之称谓，不，法律中甚至宪法中也有这种词语搭配，例如“国家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”（《宪法》第50条），真不知宪法怎么写上去的。宪法都这么说，文章中这样写的就多去了。
　　顺便说一下，“合法的利益”这个说法并没毛病，利益本有合法和非法之分，赌博赢的钱，也是一种利益，但是一种非法的利益。权利当是合法的利益，但“合法的利益”也不完全等于“权利”，例如单身男女之间的同居，过去法院可判处 “解除非法同居关系”，现在司法水平提高了，不这样判了。现代法治有一个重要原则，对于私权利，法无禁止即可为；对于公权力，法无授权不可为。法律对私生活领域不能过度干预，否则便是对自由的侵犯。由于法律并没有规定“不得同居”，故不能宣布其什么“非法同居”，对这种同居所产生的利益（还不能称为权利），法律还是要保护的，例如这种同居中产生的财产要按共有财产来处理的。这种法律既没有确认，也没有禁止的利益，即“合法的利益”。
　　“权力”的英文拼写为power，它还有“力量、威力”之意。给人以暴力、恐怖、镇压、血腥、统治等联想，好像是一种不好的东西，但可以用来欺负人、压迫人，而人人都不想成为受欺负者、被压迫者，所以都期盼拥有权力。“人人都想当皇帝”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。之所以“人人都想当皇帝”，是因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但自封建制废除后，一个人再想拥有皇帝那样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，已经不可能了，但总想多拥有一些权力，权力欲还是有恶性膨胀的趋势。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限制，它会膨胀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，直到其毁灭。薄熙来、刘志军案便是典型的例证。用经典语言来说就是，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产生腐败。
　　权力与权利的最大区别有两点：一是享有主体不同，前者是公主体享有，后者为私主体享有。二是行使不行使的法律要求不同，前者必须依法行使，不行使或不依法行使都成立渎职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所以，“职权”有时也称“职责”；后者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，放弃权利，不过是免除了义务者的负担，并没有不利的后果。
　　权力之所以不能怠于行使或放弃，是因为其不是权力主体自身的事，而是关乎公共安全或公共福祉，例如税收权力，税务机关若怠于征税，公共财政支持的事项就无法开展和维持，有关税务人员即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；若接受贿赂不征、少征税，还成立徇私舞弊不征、少征税款罪和受贿罪，数罪并罚。而私主体的权利只关乎权利者自己的利益，其放弃权利不会影响他人和公共利益，故法律允许其自由处分。
　　权利作为一种好处和利益，是一种资源；由于资源总是有限的，所以权利常常会遭到侵犯、掠夺，解决的方法是私力救济（例如正当防卫、紧急避险）、社会救济（例如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）和公力救济（主要是诉讼）。私力救济是靠权利救济权利，公力救济是靠权力救济权利。
　　权力作为一种国家强制力，正常情况下主要是用来管理社会、保护权利，但不正常情况下，往往也会用来侵犯权利。国家生活、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个事件，一定是权利之间、权力之间和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冲突与较量。如何评判事件中的是非曲直，在我看来，主要标准应是公正的法律和法理。作为一名律师，我的评论宣言即“法眼看事件，公正写评论”。
　　权利与权力都是法律赋予的，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底线，即所谓的“法律无小事”，必须认真对待。这就是这本小册子为什么取名为《认真对待权力与权利》的缘故。当然还有一个缘故，我特别喜欢美国法哲学家德沃金的名著《认真对待权利》，这里便套用了一下。
　　（二）
　　我真佩服霍布斯，居然将国家权力形象地比喻为“利维坦”（《圣经》中的一只力大无比，能吞噬一切的海兽）。不过霍布斯笔下的“国家利维坦”还不是那么狰狞，它还是挺守规矩的。它遵从社会契约下的权利与权利、权利与权力的安排，只在防止人对人的攻击以及保持国家的统一方面具有无限威权；至于其他方面，它是完全不管的。
　　权力自身不会这么理性，美国建国时的联邦党人深切地看到了这一点。他们在制定《美利坚合众国宪法》（《美国联邦宪法》，1787年批准生效）时即意识到，这只怪兽本为保护人民的生命、自由、幸福而被创造出来，可弄不好即会回头吞噬人民的一切。因此，他们想方设法给国家权力这匹烈马套上龙套，让它驯服地驮着人民，服务人民，而不会把人民重重地摔下，损害人民的利益。为此，他们根据洛克、孟德斯鸠创立的“三权分立，互相制衡”的理论制定了联邦宪法，让权力制约权力，让权力服务权利。
　　这部只有7条的《美国联邦宪法》创立时，甚至忘了将公民权利写上一条，因为它的目光紧紧盯在了 “制约国家权力”之上，防国家权力达到了防贼的程度。他们敏锐地感觉到，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国家权力——当公民权利受到其他公民的侵犯时，还可以请求国家救济——当公民权利受到来自国家权力的侵犯时，弱小的私权利根本不是强大公权力的对手，且难以得到救济；即使救济，代价也十分巨大。因此，管好了国家权力，公民权利才有最基本的保障。当然，《美国联邦宪法》通过4年后，规定公民权利的10条修正案也出台了，这就是著名的“权利法案”。后来直到现在，美国宪法另陆续出台了17条修正案（共27条修正案）。
　　《美国联邦宪法》（含修正案），这部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，全部条文无不体现“限制国家权力”和“保障公民权利”的要旨，为世界各国（包括我国）制定成文宪法树立了杰出的典范。200多年来，它“创造了一种既民主又共和的体制，并充分地体现了宪政与法治的精神，从而使这个稚嫩的国家在草莽中崛起，迅速成为也许你不喜欢但却不能轻视的超级大国”。（易中天语）
　　（三）
　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奴隶时代、封建时代都有“法律”，但不可能有“宪法”。国王君主都把法律作为统治他人的工具，而自己是不受法律统治和约束的；只要他们高兴，一言立法，一言废法，都不是难事。而近代产生的宪法，虽然也归为法律的范畴，但它是以废除君主特权起家的，是以限制国家权力、限制统治者权力为己任的，因此，奴隶封建时代的国王皇帝，当然不会要这样的“法律”。
　　可见，宪法本来就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产物，就是要反对家长制、一言堂、一个人说了算；就是强调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，任何人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，就是要建立多数人说了算（民主，人民当家作主），而不是个别人极少数人说了算（独裁和专制）的法秩序。宪法是人民当家作主后制定的限制国家权力、限制统治者权力、防止专制复辟的工具和手段，并把它定性为最高法律，其他法律也必须按照它确立的规则诞生。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“宪法是母法”。
　　宪政是实施宪法的民主政治。它不是什么别的东西，就是人民通过革命打倒专制后，建立多数人作主（民主）的国家，并将这种民主制度化法律化，成为一种特殊的法律即“宪法”，并让宪法取得极高的权威（宪法至上），使宪法得到切实贯彻实施（依宪治国）的一种民主政治；就是任何人都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统治，连统治者自身也不例外（法治）。一言以蔽之，依宪治国的民主政治，就是“宪政”。
　　宪政有什么好处？举一个例子即可明了。当年在位的美国总统克林顿，仅仅是在白宫与女实习生莱温斯基存在一些性接触，媒体和普通民众即不依不饶，披露、议论其丑闻；独立检察官还直接对其调查；因在检察官调查时说了谎又被强迫出庭质证；众议院还对其进行弹劾指控（尽管最后参议院没有通过，也是得益于其推行的政策创造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奇迹，多数参议员愿意原谅他）。
　　这一切能够实现，有赖于美国的宪政体制——依照美国宪法，美国人民享有不受剥夺的言论出版自由（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，国会根本无权制定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）；宪法规定，国会有权制定法律，而制定监督政府的法律是其主要职责之一，因此美国国会出台了《政府行为准则法》和《独立检察官法》，来监视总统主导的政府官员，一有线索即能启动程序，实施问责；宪法还规定了国会有权弹劾总统。克林顿案让我们看到，这些程序都不是摆设，而能很好地在实际中运行。美国主要靠权力监督权力，辅之以权利监督权力。
　　正是在这样一个宪政体制下，美国高层几百年来未出现过大的腐败案。近43年来最大的腐败案，其腐败金额居然才2.5万美元（折合人民币15万多元）。相比之下，我国的差距甚是明显，体制内的监督机制不健全，且很少发挥作用，腐败行为的发案一般都很有戏剧性，舆论监督介入难、力度小、限制多，在反腐败中的作用也很有限。因此，一旦发现腐败案件都是大案，往往隐藏十几年几十年，金额大得惊人。例如刘志军案即是，刘志军与商人丁羽心勾结多年，共同攫取的腐败利益高达近40亿元。
　　在法治和宪政的社会，一个人可以有法内特殊待遇，但绝不能有法外特权。
　　可见，宪政不过是一种治国的方式，它本身无所谓姓资姓社，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，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治理国家。实施资产阶级宪法的民主政治，就是资本主义宪政；实施人民民主宪法的民主政治，就是社会主义宪政。绝不容许极少数人基于维护权贵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，而对“宪政”进行污名化构陷。
　　我国封建时代太长，且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，没有经历西方那么长时间的启蒙思想运动对封建专制意识的荡涤，民主思想的浸渍不深，导致整个社会从上到下，基本上还是家长制、一言堂，一个人说了算，自由不张、民主不张的封建意识状态还占主导地位。这种状况最有利于权贵和既得利益者肆意攫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，还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裁；权贵和既得利益者当然不想打破这种状态，实现真正的“宪政”，其代言人跳出来对“宪政”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，进行恶毒攻击，就是企图阻扰政治体制改革，一直维持现状，保有他们的既得利益！
　　其实，“即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主张，共产主义也要继承资本主义的全部合理遗产，包括它在制度建设、依法治国方面的历史经验”（赵士林语）。我们现在使用的概念，不独“宪政”，还有“民主、法治、人权、平等、自由、股权、分红、市场经济、罪刑法定、无罪推定”等，哪一个不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？按照权贵代言人的观点，我们建设法治国家也不要提了，市场经济建设也不要搞了！
　　（四）
　　这个小册子收集了我4年来专门为《新京报》所写的128篇法治时评文章（2009年4月~2013年8月），另外还收录了同是《新京报》发表的与我进行观点交锋的文章4篇和相关文章1篇作为对照；转载了其他媒体相关文章3篇，在此对这些文章的作者表示深切的谢意；此外，还为相关话题撰写补评2篇（此为首次发表），为5个案例编写了案情简介，共计143个篇目。这些小“豆腐块”评论，都关涉“权力”和“权利”，都是我从一个律师的视角，对热点法治事件进行观察和分析得出的判断，观点不一定都正确，期待朋友们不吝赐教。其实，我也为《法制日报》、《中国律师》、《中国军法》等报刊撰写了百十来篇法律方面的文章，但那些文稿大多为知识介绍性的东西，而不是从批评的视角来看待权力与权利的，若放进本书即显得文不对题，故一律未予收录。故此，本书成了我为《新京报》撰写的“法治时评专辑”。
　　国家权力包括立法权、行政权、司法权。我将监督立法权、监督司法权的评论各集中成一个板块；但行政权的范围很宽，相关评论作为一个板块太大，我就分成了几个板块——监督警察权、教育行政权、卫生环境执法权、民政劳动执法权、司法行政权的评论各分为一个板块；监督其他党政行政权的评论作一个板块，涉及私权利的评论作一个板块，用作《新京报》社论的评论和专题评论（同一话题有2篇以上的评论）、观点交锋的评论各列一板块，也无不关涉“权力”和“权利”。评论的视角主要针对公权力，哪怕关涉私权利的评论，也多和公权力相关。
　　当然，一些很重大的法治事件，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即使我写了评论，投了稿，也发不出来；《新京报》都发不出来，其他媒体更免谈。可见，我国的言论自由远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实现，哪怕基于十分善良的动机，使用极其理性的语言，有些话题在传统媒体上也是不能评的（网络媒体要好一些）。我认为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国家需要不断前行、大步改进的地方。我并不认为言论自由没有边界，暴力语言与言论自由无关（何清涟），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言论，侮辱他人人格、侵犯他人隐私的言论，都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，都应在禁止之列。除此之外的言论自由，还是应当得到尊重和保障的，否则，这个民族就难以有生机，难以有前途。在此，我再一次呼吁《新闻法》尽早出台（时事评论也属于观点新闻的范畴）。
　　我喜欢为《新京报》撰写时评，主要是因为这个报纸有敢于发声、快速发声、理性发声的特点，很对我的胃口；也因为该报的时评在全国时评中占据重要地位，在那里发表文章更有利于观点的传播。我注意到，《新京报》的时评稿从凌晨2点半上网，很快即被新华网、人民网、光明网、中国网、新浪网、搜狐网、网易网、腾讯网、央视网等各大媒体和门户网站转载，而且几乎全部的时评文章都获得转载，并放在很显要的位置。这就是说，在《新京报》发表时评，不仅仅能同几十万上百万的报纸读者交流思想，还可以同数以亿计的网民交换看法，这确实是一件很惬意的事！
　　我当了7年法官，又做了十多年律师，还在一些大学担任过兼职法学教授，理论和实践都有了一些磨炼。这为我写时评文章提供了一些基础条件。现在，工作之余，写一些紧跟时事，颇接地气，把法律、法理和事件、案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时评稿子，已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，即使案子再忙，我也要抽时间写点法治时评。去年我被《新京报》聘为特约评论员，有了名分，更有了责任，这会更激励我为它多写评论，写好评论。
　　最后，我要感谢《新京报》几年来对我的扶植，感谢该报评论部的王爱军主编、于德清副主编，以及高明勇、于平、曹保印、兰飞燕、王华、程仕才、倪金节等各位编辑对我的帮助，可以说，我的每一篇小稿，都凝聚着他们的汗水。我要感谢张鸣老师欣然同意为本书作序。张老师看完书稿后不到3天即寄来了序文，令我非常感动；但由于我的拖沓，书稿在张老师作序半年后才得以出版，真是愧对了张老师的效率。同时，对法律出版社的高山编辑对本书稿的出版所付出的艰辛，表示由衷的谢意！
　　刘昌松2014年春定稿于北京龙潭湖畔寓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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